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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
纸术、印刷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到唐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技术已获得了巨大发展，尤其是雕版印刷业到宋朝达到了兴盛。西夏非常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出于发展的需要和传承文明的本能，也积极应用这些先进的技术。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专门管理纸的生产、使用和印刷事业。西夏的纸外表不尽相同，有厚密的、光滑细腻的、薄而透明的，也有类似于现代“烟卷纸”的纸。纸的
李继迁临终之前把政权托付给了谋士张浦和自己的儿子李德明，并再三嘱咐二人，一定要向宋朝请和归顺。因为李继迁认为自己虽已拥有灵、夏之地，但是力量还是较弱，不足以与辽、宋抗衡；儿子李德明刚刚继承王位，只要能保住祖先留下的基业，他就已经很满意了。李德明，小字阿移，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出生，其母亲为野利氏。李继迁去逝时，李德明年仅23岁，子承父业，李德明自称“定难军留后”，在位29年。李德明心胸开阔
党项羌人在内迁之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这时，党项社会中设有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部落成员出则为骑，入则为民，个个都是战斗者，因此，党项内部“贵壮贱老”成为社会风尚。随着战争的频繁，党项部首领的权力逐渐加强，这时也出现了部落兵。这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各级酋长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指挥员，此时的军令、军制只是口头约定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党项部落在不断地内迁、掠夺战争和受封于中原王朝的进程中，
12世纪，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逐渐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当蒙古人兴起之际，驻在蒙古高原上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其他各部落的势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部落，有的与蒙古部落的人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习俗，有的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有的已产生了国家政权机构，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的蒙古高原上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之间
“兴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以及内迁之初，完全依赖于畜牧业和狩猎业为生，这两项是他们传统的经济部门。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俗尚武，无法令赋税”的生活。随着内迁后与当地各族人民，尤其与汉族人民的相处交融，党项羌族人民逐渐吸取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部分党项羌人民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在整个党项羌族社会中居于次要地位，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夏建
党项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为生，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简单的皮毛、木器、酿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从邻近的汉族那里交换获得。随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党项民众、统治阶层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西夏手工业的发展。西夏立国后，民族区域特色非常明显的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些产品甚至可以与宋朝的手工产品相媲美。冶铁
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
石窟作为一种文化，最早源于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许多有关石窟的神话和传说。汉代佛教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使佛教在我国南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名山胜地遍布佛塔寺庙，其中，北方的鲜卑族各部统治阶级把原先对石窟神灵的崇拜与佛教信仰相结合，在许多有天然石窟的地方大事雕凿各种龛洞佛像，使佛教文化现象遍布黄河一带。此后，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和一代代统治阶级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石窟文化胜境。西夏的石窟
